阿富汗“变天”一年后 什么变了？

在阿里看来，变天组成塔利班的阿富成员多种多样，他们当中当然有明事理的汗年后“好塔利班”，但更多的变天则是从小就投身战争的人，他们从未尝试着了解城市丛林的阿富生存法则。对此，汗年后那些已经品尝过自由滋味的变天阿富汗城市女性深有体会。

在讲述阿富汗女性故事的阿富新闻网站Rukhshana Media上，一位来自喀布尔的汗年后女孩描述着自己的遭遇：“我一个人走回家，拐进一条空荡荡的变天小巷，撞见两名扛枪的阿富塔利班。他们大喊着我是汗年后妓女，因为我没有戴头巾。变天他们用枪指着我的阿富脸，其中一个已经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汗年后我低下头说，‘不会再发生（不戴头巾）这样的事了。’”

“回到家后，我坐着哭了一个小时。”这位名叫萨玛纳的女孩悲伤地写道，“从那以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我甚至无法忍受看到衣橱里五颜六色的衣服，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我失去的一切。”

在塔利班8月13日驱赶女性抗议者后，8月15日，很多女性自发聚集在家中抗议。采访对象供图

去年重掌政权后，塔利班曾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女性可根据伊斯兰教法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但今年3月，塔利班撤回了此前宣布的开放女子高中的命令。阿富汗教育部通知称，

“在根据伊斯兰教法和阿富汗文化制定新的计划之前，所有女子高中和招收六年级以上女学生的学校将停课，直到接到新命令。”

无法重返校园的女生们感到焦虑，压抑中也爆发了沉默的反抗。有六年级的女学生为了能继续上学，选择故意挂科留级一年。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报道中，一名名叫索达芭的喀布尔女教师创立了一所“秘密女校”，附近的家长们通过耳语传递着开课的消息，年龄不等的女学生们每天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前往秘密地点上课。

让索拉感到崩溃的则是塔利班实施的“监护人”（Mahram）制度。索拉在读书的同时也在哈萨克斯坦经营着机器零部件和体育器械的生意，由于迟迟拿不到签证，她无法往返国内外，生意只能交给弟弟打理。

“现在阿富汗内政部门不再给女性出具无犯罪证明，除非她和丈夫、兄弟一起来办，这给我办理签证带来很大障碍。不仅如此，女性任何长途出行都需要男性亲人陪同，这实在太不方便了。”索拉告诉澎湃新闻。

对于这一切的不满，促使妇女们在塔利班“回归”一周年之际走上街头。据阿里所述，8月13日喀布尔妇女抗议期间，塔利班逮捕了四名记者，一名为阿富汗本地媒体记者，还有三名外国媒体记者，塔利班没收了他们的相机，但是过了三四个小时又将他们释放了。阿里加入了一个妇女抗议者的社交媒体群，从群消息中他得知，现在塔利班仍在搜捕那名在游行队伍前排十分显眼的绿衣妇女。

领导游行的绿衣妇女。采访对象供图

“女性的事情在阿富汗非常敏感，很多记者来做报道，但是塔利班不同意。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报道，有女孩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非常小心，我们非常害怕，只能偷偷拍视频。”阿里谈起了在阿富汗做新闻报道的不易。

8月的一天，在阿富汗一家主要电视媒体TOLO狭窄而破旧的总部，一群年轻的编辑在当日晚6点节目播出前做着最后的努力。一名编辑调整着音频，这则新闻讲述了一个关于阿富汗女子中学关闭了长达一年的故事，而一些穆斯林学者呼吁让女孩入学——这可能不是塔利班想听的新闻，但作为“伊斯兰酋长国”的领导者，他们无法抱怨对宗教学者的报道。

TOLO的负责人赫帕瓦克·萨派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表示，在前政府倒台后，TOLO失去了90%以上的员工，大批记者、编辑和制片人都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的几天内惊恐地逃离了。而对于仍在阿富汗工作的记者来说，他们并不清楚红线究竟在哪里，因为塔利班的媒体法只是警告，不能播出任何“违反伊斯兰教教义”或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报道。

去年，当塔利班命令电视台停止播放以女性为主角的外国电视节目时，萨派决定在新闻中告诉观众为什么一些节目不见了。后来，萨派和播出这条新闻的主播都因无视塔利班的命令而被短暂逮捕。今年春天，塔利班又发布了另一条法令，要求包括上镜记者在内的妇女在公众场合遮住面部。TOLO的女记者用了另一种方式拒绝妥协，她们播报新闻时戴上了口罩——为了团结一致，男同事们也戴上了口罩。

“鸡同鸭讲”

过去一年以来，西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聚焦阿富汗的女权和公民社会等少数几个价值观议题。塔利班夺权后，由于西方记者已经难以从现场发回报道，他们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了更引人注目的首都喀布尔，而不是外省的广大地区。在喀布尔，不时发生的中产阶级和高学历女性抗议总能占得西方大报的头版。

曾在阿富汗前总统加尼政府任职的阿富汗女性问题学者利玛·哈利玛·艾哈迈德近日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了一篇题为《 “阿富汗妇女”不是你认为的她们》的文章，批评了西方对阿富汗妇女形象的异化与剥削。

“西方的帮助总伴随着一些基本假设：‘我们发达国家’和‘文明’的人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所以我们会尽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帮助你。这就是他们将1500多万阿富汗妇女放入一个盒子，并为其贴上贫穷、不幸的受害者标签的原因。”

女孩们的“秘密学校” 图源：ABC

在与美国和西方打交道超过20年的塔利班看来，女性权益议题上向美国的妥协或许政治价值不高。即便塔利班能够作出一些己方看来的“重大让步”，美国人仍会认为这远远不够，离国际组织的期许也尚有距离。

在西方开辟的叙事下，阿富汗的政客、部落领导人，甚至塔利班和其他“圣战”者派别也已将“阿富汗妇女”作为他们与西方打交道的“商业工具”。过去的20年里，阿富汗政府几乎没有针对妇女的制度化计划，现有的计划只是为了吸引捐助者的资金而建立。在塔利班上台一年来，他们也将妇女问题作为与西方政府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塔利班提出获得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位，要求美国解冻援助资金，开出的条件无一例外都与妇女有关。

“他们的政策没有逻辑，但他们要设法确保‘阿富汗妇女’的话题仍然存在，因为这是引起世界关注的唯一途径——一种由权力经纪人交易的商品，以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青睐。”利玛写道。

而从美国和西方舆论的视角来看，塔利班依然还是那个理念保守、封闭落后的宗教武装组织。尽管近一年来关于塔利班是否已经演变为“2.0版本”的讨论在各大英美媒体上十分热烈，主流意见认为塔利班仍是那个塔利班，所谓塔利班已经“与时俱进”的论调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宣传。

鉴于塔利班在1996—2001年第一次统治阿富汗期间的劣迹，不仅仅是西方，更广大的国际社会也期待复归的塔利班组建包容性政府，特别是能够充分吸纳阿富汗原政府力量以及非普什图民族力量，避免阿富汗再次陷入民族、教派和军阀混战，但无论是在政府组建，还是在对待其他政治力量方面，塔利班仍表现出对权力的垄断性和不容异己的排他性，未能达到外界的期待。

但公允地说，变化是客观存在的，尽管达不到外界的普遍预期。近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了一篇在阿富汗有多年一线经验的人道事务专家卡萨尔·加伯汉撰写的评论文章。他坦言，第一次夺权后的塔利班禁止了一切电台和电视节目，民众不能听音乐，甚至连拍照都不被允许。那时，所有的女人在公共场合都必须穿戴布卡，男人则需要蓄须并包裹头部。一切公共教育场所都对女性关闭。严苛的伊斯兰教法下，公开处决盛行。

而至少在媒体镜头上，去年8月“二进宫”的塔利班画风大变：进入喀布尔的年轻塔利班士兵神态轻松，争相在首都的儿童游乐园里花式自拍；尽管塔利班颁布了要求女性佩戴“伊斯兰头巾”的政令，但没有像当年那样严格强制，以至于在CGTN记者探访喀布尔的镜头中，不时可以看到完全露出面孔，甚至一小部分头发的妇女；至于被视为风向标的妇女教育议题，临时政府没有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一刀切全部禁止，而是关闭了中学阶段的学校，小学和部分大学依然对女性开放。

加伯汉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以前政治领导人毛拉·巴达拉尔和现任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为代表的塔利班“国际化”分支未能从西方获得任何让步，这严重危及到他们的地位。塔利班内部的“1.0版”和“2.0版”派别斗争，很大可能也是今年3月重新开放女子中学的决定最终被推翻的背后原因。

“我们掌权才一年，世界不应该指望我们在一夜之间实现所有目标。”8月14日，塔利班高级领导人阿纳斯·哈卡尼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国际社会）没有履行承诺，包括承认我们的统治和外国援助。不要指望我们在面临如此挑战时去实现过去20年来其他人未能实现的目标。”

拥有多年海外留学经历，但留在阿富汗生活的索拉对塔利班的妇女政策颇有不满，但她同时也意识到，西方的女性权益“舆论轰炸”与阿富汗的现实脱节有多严重。

“现在城市中的阿富汗人观念明显出现了一些改变。很多人说这应该归功于美国在此长达20年的存在。我不这么认为。越来越多的妇女有了接受教育、参加工作的意识，这不是美国赐予的改变，而是阿富汗社会如今需要妇女作出贡献。在之前的阿富汗政府里有这样一个现象，但凡妇女多的的部门，腐败现象都比较少，反之则比较多。”索拉说。

“如果长期来看，塔利班能够给予女性伊斯兰教义中应有的教育和职业权益（别忘了先知的妻子也是个女商人），那也未尝不可。但现在显然能做的还有很多。在过去20年里，阿富汗一直受到战乱困扰，大量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死去或者受伤，因此无人养家，是妇女站了出来，照看家人，养家糊口，这已经成为妇女肩上的责任。假如塔利班一直不让女性出来工作，那么这些家庭的生计怎么办呢？这是政府必须要意识到的问题。”

在民族代表性方面，上世纪90年代的塔利班无疑是一个普什图人的武装组织，其行事风格展现出一种清晰的“普什图沙文主义”，有时还对其他民族带有种族主义倾向。1999年，塔利班还曾在其控制地区内对少数民族哈扎拉人进行迫害。

2001年以后，塔利班开始试图将自身塑造为阿富汗所有穆斯林的捍卫者，这使他们得以在阿富汗西北部等地区招募其他民族的成员，甚至还包括一小部分哈扎拉人。到了2021年，塔利班政府高层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乌孜别克族（副总理）、塔吉克族（总参谋长）官员，而哈扎拉人也可以得到像卫生部副部长这样中等级别的职位。

所有这一切在主流的英美媒体报道中被描绘为姿态性的小修小补。加伯汉评论称，在塔利班和西方的信息双向传递中，出现了明显的“鸡同鸭讲”（dialogue de sourds）。西方和一些国际组织希望塔利班建立一个更加有包容性的政府，加大对妇女权益的尊重和保护，完全对女性开放学校。塔利班一方则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诉求：国际承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及联合国中的席位。

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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