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伟任工人日报社社长

中国记者

今天上午，伟任刘家伟正式接任工人日报社社长。工人此前，日报刘家伟任工人日报社党组副书记、社社总编辑。伟任

工人日报社原社长孙德宏已于今年3月调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工人

刘家伟简历：

刘家伟，日报博士，社社高级编辑，伟任现任工人日报社党委书记、工人社长、日报总编辑。社社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伟任中国新闻名专栏奖，工人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和“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日报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96年5月进入工人日报社工作，历任新闻中心一版编辑、国际部副主任（主持工作）、要闻部副主任、新闻评论部主任等职，2005年起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至今。职业生涯中，从事或分管过包括国内要闻、国际新闻、新闻评论等在内的绝大部分编采业务，著有《新闻文论集》《融媒评论观察》等。

2004年，刘家伟在《中国记者》上发表论文《新闻评论稿件的取舍原则及把握》，其时，刘家伟为《工人日报》新闻评论部主任。18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旧文，其中很多观点仍然令人拍案点赞。比如：

“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稿子，通篇说的都对，毛病就一个：空泛。”

“新闻评论必须具有思想性，这不是一种过高的要求。”

“不要停留在‘表扬’或‘批评’的简单层面上，而应该重在探讨。”“如果仅仅停留在“赞许”或“不赞许”的层面上，那么所谓的新闻评论实际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这些东西在新闻的报道过程中往往已经客观地得以表达、得以完成”。

此外，这篇文章中自然流露的一些表达，使一个新闻人应有的专业气质、新闻情怀和职业自尊扑面而来，比如：

“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也正是这样的稿件一次次的触及我们的“兴奋点”，坦率地讲，也正是这样一些东西的存在，让我们体味着工作的意义”。

“看待任何一个新闻事件，我们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甚至不同的层面，而对于一些问题包括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在今天也是允许的、必要的”。

“这句话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可能更为恰当：作者乃至媒体应当体现一种理性，体现某种宽容，比如在是否‘隐讳’的问题上，往往能够反映出作者乃至媒体的成熟与否。换言之，根本点倒不在于‘隐讳’不‘隐讳’，而在于对类似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透出一种大气。”

“面对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如果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能够有一些独家的概括和提炼，那么这样的文章常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而言往往要大得多。”

“如果我们总能保持住这样一种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长处，那么新闻评论的存在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在下面分享全文，供同行参考，也祝《工人日报》的评论及整体报道更上层楼。

新闻评论稿件的取舍原则及把握

刘家伟

一、新闻评论稿件的取舍原则

说到取舍原则，必然与媒体新闻评论自身的定位有关系。如《工人日报》的“新闻评论”，应当对新近发生的事件发表评论，从而追求新闻价值的最大化，为读者提供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观照及参考。因此，稿件的取舍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新闻性

通常情况下，新闻评论是对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发生发表的看法、观点、分析等等，因而我们在选取稿件的时候，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新闻在哪里，新闻是什么？换句话说，在任何时候，新闻性仍然是第一位的。

追求新闻价值的最大化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没有新闻，也就谈不上新闻价值的最大化。尽管不少稿件的文字、观点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恰恰是因为缺少了“新闻”这个最基本的要素，许多时候只好被我们忍痛割爱了。

2．针对性

评论要解决针对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常识。看待任何一个新闻事件，我们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甚至不同的层面，而对于一些问题包括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在今天也是允许的必要的。因此可以说，新闻评论所覆盖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关键在于，我们想说点什么。

实际上，这个问题与上述新闻性的问题是有关联的。如果缺少基本的新闻事实，所谓的针对性，所谓的有的放矢，往往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稿子，通篇说的都对，毛病就一个：空泛。放在这里也行，放在别的地方也没什么不可以。

而空泛恰恰是新闻评论的大忌。事实上，每一个新闻事件都必然有它的特定的生成条件。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新闻事实、新闻现象、或探寻其成因，或分析其走势，把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个案的东西上升到普遍的意义上予以观照和认识，那么，这样的文章与空泛之作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也正是这样的稿件一次次地触及我们的“兴奋点”，坦率地讲，也正是这样一些东西的存在，让我们体味着工作的意义。

3．思想性

思想之于评论，好比新闻诸要素之于新闻作品，是不能缺少的东西。因此说，新闻评论必须具有思想性，这不是一种过高的要求。

思想不应该是一种很玄乎的东西，它实际上可以体现得很实在、很具体。其一是看问题的角度。相比之下，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面对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如果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能够有一些独家的概括和提炼，那么这样的文章常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相对而言往往要大得多。

二、涉及新闻评论的若干认识和把握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有限的范围有限的篇幅里是不可能完全说清楚的。比如，前面谈及的稿件的取舍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认识和把握的一剖分。而在此把所谓的“认识”“把握”单列出来说，因为它是属于一些比较普遍比较明显的、同时又是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1．不要停留在“表扬”或“批评”的简单层面上，而应该重在探讨。

很多读者与作者，对于新闻评论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些文章要么是“批评”，要么是“表扬”，两都只能居其一。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哪种观点，它确实体现出某种倾向性，表现为对某一事件某一问题的“赞许”或“不赞许”。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赞许”或“不赞许”的层面上，那么所谓的新闻评论实际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这些东西在新闻的报道过程中往往已经客观地得以表达、得以完成。

因此，表扬也好，批评也好，这些都不是新闻评论的根本目的，甚至在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可以被忽略的，重要的在于；通过对于一些人们“赞许”或“不赞许”的新闻事件的充分讨论，上升到一般意义上予以认识予以观照，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普遍性的东西，以期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2．以一种客观而非情绪化的态度看待事物看待问题

尽管新闻评论属于一种个人的观点，而一般地理解观点当然是主观的东西，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有害的，因而是不足取的。道理在于，既然新闻事件新闻现象是客观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分析探讨，我们的观点结论都应该是立足于事实，也就是基于客观的。如果不是这样，就容易导致不少评论文章常见的一些通病。比如，钻牛角尖，无限联想，主观臆断甚至危言耸听等等。如果再加入一些个人好恶等情绪化的东西，所得出的结论不但自身难以立足，难免还会有一些与社会现实差之千里。

而反映在文风上也是如此，是一吐为快，刻薄挑剔，甚至出口伤人？还是平和地讲一些道理，理性地探讨一些问题，审慎地评说一些人事？

3．恰当的“隐讳”不仅是必要的，同时还体现了作者乃至媒体本身的理性和宽容。

这句话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可能更为恰当：作者乃至媒体应当体现一种理性，体现某种宽容，比如在是否“隐讳”的问题上，往往能够反映出作者乃至媒体的成熟与否。换言之，根本点倒不在于“隐讳”不“隐讳”，而在于对类似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透出一种大气。

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与问题有关系。就新闻而言，时间地点人的当然必须详尽，它不可以为当事人，甚至有时候也不可以为涉事人“讳”，这是新闻的基本要求。那么，新闻评论有时为当事人或者涉事人“讳”，是否与我们所说的“新闻性”构成矛盾呢？

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有些情况需要慎重对待。如：不久前沸沸扬扬的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伤熊”事件，媒体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此间我们注意到，一些媒体一些文章基于所涉及问题的各有侧重，均对涉事方有所“隐讳”，比如，有的“隐”去了“清华大学”这一涉事方，因为所要讨论的问题与具体哪所大学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有的“隐”去了大学生这一身份，因为是不是大学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有的“隐”去了“刘海洋”这个名字，因为当上升到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待类似问题之后，有个人叫“刘海洋”还是“李海洋”已经不重要了。

当我们细细体味这种“隐讳”的时候，我们发现，其“新闻性”并没有因为有所“隐讳”而受到影响，相反，由于作者或者媒体有意识的“隐讳”，使一些涉事方受到了应该受到的保护，从而使他们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压力甚至伤害，而媒体在体现了理性宽容的同时，更突出自身的大气与责任。

4．新闻评论应当侧重于解决人们的认识问题，而非具体的操作问题

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意识着操作层面的问题不重要。认识重要，操作也很重要。但是，抛开篇幅等因素不谈，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涉及某一问题的具体操作层面的时候，媒体的评论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论及学术价值或者理论水平，肯定比不上这些领域的专家学者；谈到具体措施或者操作办法，也比不上业内的行家及相关的管理者决策者……

尽管如此，媒体仍然可以并且应该说话，因为媒体有媒体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于：媒体在密切关注社会的同时，往往能够自觉地把某些新闻事件新闻现象置于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比较，以凸显强化这些事件这些现象所蕴含的思想认知意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并为人们从更高的层面认识这些问题提供借鉴，最终促使人们寻找对策解决问题推动进步。

因此，我们说新闻评论应该侧重于解决“认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如果我们总能保持住这样一种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长处，那么新闻评论的存在是很有意义的。（作者是《工人日报》新闻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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